弗吉尼亚·伍尔芙，写毕业论文选择的作家，因而遍遍通读的作家。其实更愿意学港台碟片上的译法，叫她伍惠珍，感觉就像要好朋友中的一个，可以接近可以谈笑。然后，然后有一次，我们中的一个黯然神伤，另一个便写了小说来调侃劝慰。伤心不必为身为女性没有继承权而致钟爱的祖屋充公；小说当然要奇思妙想蕴意层叠令人读来捧腹掩卷沉思。

可是，所有的想入非非都已经是文学史上陈年的典故。伤心的朋友叫维塔，贵族出身的小说家，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写了一本书来抒发悲愤，然后出门远游。为表达思念与关切，伍尔芙便以她为原型，以书中对祖屋的描写为蓝本，创作了传奇小说《奥兰多》，被称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

奥兰多是伊丽莎白一世时的贵族美少年，做过女王的侍卫。与一位俄国公主失败的恋爱使他大受打击，于是躲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寻求解脱，遭到一位他所资助的诗人的戏弄，又被兔子模样的公爵夫人纠缠，为摆脱种种烦扰，他请命出使东方，在此期间，昏睡七天七夜，醒来后变为女人。之后永葆青春地活过十九世纪，找到了丈夫，并以“橡树”一诗一举成名。其传奇身世和诗作为二十世纪的传记作家们纷纷追逐。

有评论家把伍尔芙的小说分为戏剧小说和实验小说两类，认为戏剧小说是其社会评论的戏剧化移植，使她能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种种看法。《奥兰多》当在此列。小说突破年龄，性别的限制，追随主人公三百年间的传奇经历，在轻松幽默的表面情节下，以滑稽模仿的方式重审英国文学史，提出了将在同期出版的评论<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将正式讨论的男女性差，妇女与文学等严肃问题。因此，这部关于同性恋，换装癖和双性同体的小说对女性主义批评含义无穷。而后殖民主义则十分关注奥兰多出使东方的经历。小说出版的年代，同性恋、种族等问题正一起困扰英国，成为公众热点话题。由此看来小说又不乏讽世之社会意义。

关于小说伍尔芙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认为它应该象一张蛛网，与生活既四角粘连又整体超越。《奥兰多》的小说结构精妙恰如蛛网。贯穿全书有两个主要意象：橡树与祖屋。一首致橡树奥兰多写了三百年，橡树可以说是奥兰多心理脉络发展的象征。祖屋繁复庞大，其构造与时间的年月日分法一致，365间房，52座楼梯和7个院落，是在时间上积累起来的英国历史与传统的象征。橡树装点了房屋，又依托于一旁。而奥兰多的成长也正处在传统影响和个性化发展的交互作用下。围绕这两种意象，小说的布局可以分出一层经纬。然而仅仅是一层而已。维塔评论伍尔芙的小说，认为总似迷雾一般。移步换景，我们还可以从迷雾中寻出重重经纬。

The Hours，《彼时此刻》，一个借用的译法，为我所偏爱，没有被通用。

这本书，有一年的普利策奖赢家，隐约记得几句当时的好评，已是彼时旧闻。

这片子，眼下拿了金球奥斯卡，群星汇聚，问鼎双奖，沸沸然已成此刻风潮。

旧闻泛新潮，刹那间风生水起。往事漫漫，涌上心头，彼时此刻，忘情无言。

于是——

水流滔滔漫过影片的开头。

“幽雅的河流，水晶似的奔腾之水”，水流现于伍尔芙的笔端，是奔流激荡的无意识之水，游鱼潜藏，灵光闪动，那是“生活的真相”。

水流穿行，继续，时隐时现，终于是末尾——影片的末尾；女作家书写叙述的末尾；精神病人尘世迷途的末尾。末尾。水穷处。

书是好书，片子是好片子。奥斯卡和普利策奖也是不同领域里相当的荣誉。惟其如此，才配得上布鲁姆斯伯里那位风雅之主，薄命天才；才配得上那本行云流水，翻转时空，于刹那间寻永恒的经典。

彼时此刻，是每个人的彼时此刻，三个女人在其中穿连，穿连起两本书，三个时代。而两本书，点缀着两次战争，两次死亡，几桩情事的淡远回味。坎宁安对伍尔芙的崇拜与模仿使得两本书既平行堪比，又纠结交缠。死亡、疯狂、对自我真相的追寻和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是它们共同的主题；而经过移位置换，难分彼此的是人物、事件以及言语细节之种种。The Hours曾经出现在伍尔芙 的日记中，作为一本正在构思中的书名被提到。坎宁安借用书名，进行了一次冠名附体的创作。且不论其在多大程度上算是成功的模仿，单就这些也显示了他的慧心和苦心。

先来说主题。曾有人认为伍尔芙是那种生于富贵，喜欢在优裕生活中咀嚼细小忧愁，适合小资情调的人阅读的作家。实在是误解。她的一生，风光背后，也是离丧病痛，百难千劫，只是因其不喜因情害辞的主张，种种不堪化诸笔下，也都是寻常语气。写于一战后的《达洛维夫人》开篇提到战乱离丧，淡淡一两句，沉痛尽在不言中。一生摇摆在正常和疯狂的边缘，只在精神病发作的间歇才能写作，她在书里的两个意识中心，达洛维夫人和退伍士兵塞普提默斯身上分配了点滴自我投射。（正如她在日记中写道的，后者是为了使前者完整而创造出来的人物。）正常时，她是那个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女人的影子，也会有偶然的恐惧和厌憎，但表现出来的是自信与理智，好客而讨人喜爱。精神崩溃时，和塞普提默斯一样，极度的喜悦交替着极度的恐惧。幻觉袭来，听到小鸟用希腊语在歌唱（语言和鸟鸣已无区别）。他/她是诗人，是先知，面对“人性”(囿于种种社会规范和律则之中的所谓的正常人格)的催逼，毅然纵身一跳，为保全那不可被标识归类的事物（自我真相）——死亡在他们是如此诱人而神秘，仿佛蕴涵着存在的真谛。疯狂者忘情无言，跨越用语言编织出的思维藩篱，看到了那个中心（生活本质）。于是跳下去，最后的追寻——是自杀。

自杀出现在模仿之作中，起初是那位母亲劳拉（二战后的一位家庭主妇）的未遂的企图，是对达洛维夫人在晚宴将尽时，惊闻士兵自杀事件后的感悟更加明确化的表达。这两个人都是有可能死的，却没有死成。伍尔芙潜意识中的死亡冲动在另外的人物身上得以遮掩和宣泄。而《彼时此刻》中理查德的作家身份、他选择的与塞普提默斯一样的自杀方式，以及他那与伍尔芙日记中所描述相同的幻觉，对此所做的暗示不言而喻。接下来是纽约的克拉丽莎，她人如其名，承担了对伦敦的克拉丽莎的部分模仿，热情好客，有一个女儿，有痴恋后成为好友的情人，并且实践着后者青年时代潜藏的同性恋倾向——她们都有一个叫萨莉的好友或情人。后者身上与伍尔芙本人重合的部分，如对仆人或女家庭教师的惧怕，偶然涌现的死亡冲动等，则归还到作家本人身上。在开朗的现代女性克拉丽莎的性格中，我们看不到这些。通过所有此类细节的交错与重合，坎宁安建立了两本书从主题到结构的关联，虽然语言和意蕴他始终无法模仿，但能做到这样，已经是不错了。他更像一个解说者，用简单明了的话，在向我们解释一件精深的艺术品，因为他的解说，有些地方变得了然，有些地方却被漏过。虽然如此，还是值得一听。

再来说说标题，前面讲到《彼时此刻》是伍尔芙拟想过的一本书名。此外。她曾有一部作品集，取名Moments of Being（中译名为《瞬间的存在》），当中为坎宁安选用的书名所承载的含义做了更深入的阐述。作为一个作家，伍尔芙总是在尝试用最精确的语言来再现生活，然而即便在她，语言也并非得心应手的工具。对于人物内心意识流程的细细临摹并不能让她更接近她要捕捉的东西——生命的本质或曰存在的意义。在此她使用了一个名词，顿悟。在流逝的时时刻刻里，会有某个瞬间，此刻，她能体会到一种忘情无言，狂喜至极的状态，仿佛领悟到生活的真相，然而这样的瞬间稍纵即逝，语言无法触及。她只能在作品中，一次次，徒劳地，在对彼时意识的铺排中，等候这一瞬间——此刻——的到来和过去。彼时此刻，忘情无言。自杀的人让生命结束在此刻，投向它，挽留了它；活着的人堆积着彼时的记忆，永远把握不到生命的本真。这是伍尔芙许多作品中表达的相同的主题，也是她最后用生命见证了的主题。所以，看到网友的文章中这个《彼时此刻》的译法，立刻引为妙译，并撰文稍做释义。

昨天，把那部片子从头到尾细看了一遍，拍得是好，似乎导演比书的作者更能理解伍尔芙作品的深意。尼柯尔·基德曼也是我喜欢的演员，片子里那微驼的背影，不安颤动的手指都那样传神，只是，她装了假鼻子，有点挤眉弄眼的，却没有伍尔芙本人好看了。

那本书已经有中译本《时时刻刻》，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本来想写得随意点，但是好象又回到做论文的路子上去了，哎。不多说了，困了。

1929年，26岁的伊夫林·沃处在人生的多事之秋。这个长相清秀、举止新派的青年来自一个中产之家，父兄皆为文坛名士，自信为这两重阴影所遮暗的他踟躇在绘画艺术和文学的交叉路口，虽然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两本书的创作：《罗塞蒂传》和小说《衰亡》，前者是他所喜爱的前拉斐尔派画家的传记，后者因其简练文风和讽刺锋芒已获评论界不俗评价。

第一本小说卖得并不好。从牛津肄业后，生活动荡，方向不明，他仍需撰写各种杂志文章来积累名气和应付日常开支，一切尚在游移中。第二部小说的创作开始了，中间伴随着和一个与他同名的贵族女子的婚姻，不久就以被带上绿帽子宣告仳离。沃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辗转过婚变冲击，《邪恶的躯体》战战兢兢问世在《衰亡》卓异的光芒之下，与它呼应的是同期《泰晤士报》上的离婚声明。沃 对这部作品表现得毫无信心，他恐惧别人的评判：“当有人说他是多么喜欢《衰亡》时，我就想：啊，他会觉得《邪恶的躯体》是多么乏味。”而当这新书被证明为成功之作，大为畅销之后，他仍然坚持，小说的受欢迎仅仅是因为时髦的题材迎合了年代之交的社会风尚和热点话题。对这本书的贬抑之辞执着地出现在许多年后的再版序言中，他鼓励人们去发现《邪恶的躯体》的致命伤处，“它为个人生活中的事件所干扰和撕裂，在与开始完全不同的氛围中结束。读者或许会发现，从欢快到怨恨的转变，”事实上，在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看来，这是一本措辞精准，结构完好的小说，轻简敏捷的反讽格调与跳跃的场景切换结合得天衣无缝，且采用了作者偏好的循环式结尾。沃固执的态度如同在亲生儿子间厚此薄彼的武姜，让人不解。

然而《邪恶的躯体》毕竟是一本争气的书。出版不满数月即让沃摆脱了几年来的拮据境地：“我现在的收入是每年2500镑，真是令人振奋啊。”好处显然不止这些。这本寤生于失败婚姻中的小说在沃 的文学生涯中功不可没，声名陡涨之后的文学青年从此摆脱父兄阴影，确定了方向，踏定坚基，一步步走向成就的颠峰。80年代，评论家克利夫·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把它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相提并论，“它依旧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书之一。”

有意思的书首先写了一群有意思的人。一战后的英国，被损毁的不仅仅是建筑和工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也一去不复返，留下的是比战争废墟更荒凉的精神空虚。无所依托，不知所终的不稳定性主宰着年青一代。一些贵族青年形成了新的族类，华丽的外表下，他们有着欲望涌动、脆弱易碎的心。20年代梅菲尔的“妖艳的青少年”混合着天真和机心，在各种诡异的逃避形式中实践着聪明的心智和邪恶的躯体。在对于财富的追寻和对宴游玩乐的沉迷中，各色人等热切地寻求着更大的刺激和潜意识欲望的满足。沃作为身处这个群体边缘的人物，及时地将时代一隅缩影到自己的作品中，既羡且怨，不无悲凉地暗示到它无法长久的未来，成就了作品的锋芒和深度。

沃出身书香门第，但绝对算不上是贵族。对这一点他深为敏感。在牛津读书时，他喜欢和贵族子弟交往，曾被说成是“向上爬的人”。对于现世的失望和否定导致他在艺术和生活上全面的复古倾向。他尊崇传统和等级制度和贵族的生活方式，而种种势利之举正是这价值观的外化表现，正如他到老年仍坚持用沾水笔写作一样。现代社会在他看来，和在艾略特看来一样，已是荒凉颓败之末世。只不过，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在沃 的笔下成了上演滑稽闹剧的马戏团。

《邪恶的躯体》在当代的一版再版，驳斥了沃自称它只是迎合了社会风尚的说法。这部关于现代社会的寓言，意义超越了创作的时代。小说开篇写到渡海航行。船上的乘客中有亚当，耶稣会士的名字叫Rothchild（谐音wrathchild），暗示着愤怒的上帝注视着一群腐朽的灵魂，亚当和一个由粗野女人（Mrs. Ape）带领的一群天使上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的名字也各有含义。Runcible小姐（暗示脆弱易碎），Malpractice先生（暗示胡乱行事），Outrage首相（暗示粗鄙野蛮），等等。混乱的航行之后，到达一个堕落乱世，毫无道德准则，充斥欺诈和野蛮行径，令人无所适从，生活如同马戏团的滑稽闹剧，飞速地上演剧目，变换场景，不断地幻灭，毁灭，一切都身不由己，如同让Runcible小姐殒命的车赛，疯狂到失去了控制。最后，繁华事散，亚当手握散布麻风病菌的炸弹出现在亘古未有的大战场上，疲倦地堕入婴儿般的沉睡。“在沃 的讽刺小说所在的星球上，牛津、梅菲尔与阿扎尼亚最黑暗的区域一样荒凉贫瘠”。这就是沃笔下的现代社会和它的终结。小说的名字典出基督教葬礼悼词：上帝将“变我们邪恶的躯体，与他圣洁的躯体相似”，标题暗示着毁灭消亡的结局。

在主人公亚当的身上，不难看到作者略带不安的自我投射。亚当和沃一样，同属“妖艳的青少年”群体边缘，时而侧身其中，甚至是其代表，时而又被暗示在其外。亚当从巴黎归来，而沃 的小说家哥哥此前专为寻欢去过巴黎；他们同样有过写作经历，有一个教授或编辑的父亲，还有同住在住不起的古怪奢华的旅馆中。从亚当和尼娜的情感关系中也依稀可辩沃第一次婚姻的痕迹种种。“亚当不一定是1929年的沃，但沃肯定通过亚当诉说了自己生活中的许多有意思的方面。”

亚当为和尼娜结婚而不断寻求财富是小说时而被打断和忽略的主线。而一场接一场的喧嚣闹剧，一个接一个的离奇终结，都以漫不经心的语气带过。作为一部写到前卫一族狂欢冶游，放纵享乐的小说，《邪恶的躯体》中关于性的描写甚至是暗示都少到了极点。沃一支妙笔，轻巧拨转一个颠倒乾坤。超然而不动声色，放任由之的反讽格调，无言至此，比之奈何一叹或声色俱厉，更显出繁华表面下的荒谬无序与悲凉。

亚当对财富的追寻再三受挫。先是小说在海关被毁，稿费没了着落；后来又错把赌博赢来的1000镑交给一个醉汉上校；接着成了闲话专栏作家，然后又丢失了工作，然后……希望一次次破灭，纷乱中，亚当居然为支付旅馆帐单把尼娜出卖给他的情敌。忽然间，又和已经和金杰结婚的尼娜乔装成一对，回尼娜家过圣诞节。最后，在战场上，我们得知他们的孩子正在孕育中，而尼娜却安然做着金杰的太太。在这里，亚当的荒谬行径与其说是玩世不恭，不如说是一种无助和厌倦，随波逐流。在普遍的混乱喧嚣和飞速的碰撞毁灭中，爱情是如此晦暗乏味，不值一提。《邪恶的躯体》的主人公是一对恋人，主线是一桩婚事，然而我们从中却遍寻不见爱情的踪迹，恰如此时沃重创之下的现实生活。

在1965年的再版序言中，沃称这本书为“一部完全未经计划的小说”，每天都有几千字不经过大脑就写了出来。那么，应当是小说预言了生活，而不是生活改写了小说的基调。

沃在1930年皈依天主教，此后作品中的宗教意味与日俱增，风格也日趋严肃。后来更是宣称将专注于从人和上帝的关系出发来写作。然而他的天赋却不在此。尽管后来的《重访布莱兹赫德》（展现其严肃一面的发轫之作）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他其他所有作品的总和，但是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讽刺佳作。他的傲慢势利与好斗的习性能为其讽刺增添生气，却在他进行严肃的宗教创作时成为可笑的弊端。查尔斯· J.罗洛1954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一个宗教作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四种素质——沃至今只展现了其中一种，信仰他是有的，但同情心太少，又不谦卑，并且，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找不到一丝令人信服的爱的痕迹。”确实如此。

今年好莱坞暑期强档大片《少数派报告》确实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好莱坞面临极盛之后的转型期，许多影片为求出奇制胜，往往倚重于高科技制作，却使内容流于浮浅松散（如《星球大战》）。而这部由汤姆·克鲁斯主演，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巨制却不落俗套，没有让炫目的科幻特技占据内容拓展的空间。在观看的过程中，吸引观众的依然是情节中的逻辑和悬念，人物的性格与张力，以及影片所蕴涵的理念。因此，影片成功的关键在于取材。该片被认为是继《拯救大兵瑞恩》之后，大师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又一部发人深思的作品，而该片的原著，科幻大师菲利浦·迪克的同名小说，也是一部简短而耐人寻味的佳作。

故事讲述在2054年，人类培养出能够感知将要发生的谋杀冲动的预知生命体（precog），并将其应用于预防犯罪。在谋杀发生前，就将那将要犯下谋杀罪的人逮捕。在纽约，约翰·安德顿警官是这一系统的负责人，他对此深信不疑，致力于系统的实施推广。纽约谋杀案的发生率不久就降为零，国会决定将这一系统向全国推广。就在这时，安德顿突然发现precog预测到他将要谋杀一个陌生人。相信自己不会杀人的安德顿开始逃亡，并对预测犯罪系统发生了怀疑。他要在四面追捕中，查出真相，证明自己的无辜，改变被预测的命运。

情节展开至此，安德顿的怀疑是：预测系统能否准确预测未来？而如果预测的结果被看到或公布，又能不能被改变？这个疑问引申开来，就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人类能否预测未来，并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古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中，被预见到将弑父娶母的王子被抛到野外去饿死，却为人所救。意外的幸存只是不幸存在的开端，时机到来的一刻，俄底浦斯在人生颠峰上发现一切正中命运的诅咒，于是自抠双眼，流浪异乡。流浪的盲人俄底浦斯，他的结局象征了人类之于命运的蒙昧和无助。

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的思考和悲观看法，在笛卡儿和休谟等人的哲学著作中被加以分析，成为一个关于存在本质和时空维度的根本性的悖论：如果人类能够预见自己的未来，并有意识地加以规避或利用，那么，较之被篡改的未来，被预见的未来就成为谬误，人类因此未能预见自己的未来，因而也无从改变命运。

在短篇小说《少数派报告》中，安德顿警官的怀疑和努力并没有逃脱这一悖论，一系列的惊险悬念之后，他主动地成为了一个谋杀者，并打算躲到火星上去度晚年。

在影片《少数派报告》中，斯皮尔伯格运用各种电影语言，更加强调了这一主题：影片伊始，汤姆·克鲁斯饰演的安德顿站在分析屏幕前，以宛如指挥乐曲般的动作分析着被预测到的未来影像，是一个遭遇真相前的盲目自信和迷信的形象；接着，影片便借他的工作对手兼情敌之口直接表达了系统本身存在的悖论；而影片中关于预测系统的构思也别出心裁，三个precogs成为宗教中天父三位一体的暗喻，工作人员被称为牧师，系统空间被分为天堂和地狱。在这里，影片借助宗教语言表达了人类想要掌握命运的愿望，并安排它在接下来的情节中遭遇嘲讽。

由于影片对于原作故事和理念的精彩演绎和精当阐发，小说的作者菲利浦·迪克如果地下有灵，应该不会对斯皮尔伯格或汤姆·克鲁斯有何不满，尽管当年，由于鄙薄好莱坞的媚俗倾向，他曾表示杀了他也不去好莱坞。

菲利浦·迪克虽然在科幻小说创作上成就斐然，堪称大师，但由于科幻体裁本身在文学中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一直被排除在主流文学之外，以致遗憾终生。尽管如此，他依然强调，自己的创作受的是乔伊斯，庞德等文学大家而非一般科幻作家的影响，并成功地将自己的生存体验、哲学观和宗教观糅入到科幻创作中，写出了一系列既有深度又具消遣性，既超验又有现实意义的科幻小说，影响深远。

正是由于迪克的小说中玄思与幻想的结合，迎合了技术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反思潮流，才获得追求卓异的好莱坞大导演们的青睐，纷纷向这位已故作家的作品中寻求灵感。大片在获得商业效益的同时，也引起了评论界对迪克的关注，一部关于他的新评传即将出版，科幻迷们也在竭力为其大师正名，要为他争取在主流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正是迪克生前梦寐以求的殊荣。当然，在好莱坞令人目不暇接的迪克热中，直接受益者的是他的儿女，我们看到他们和大导演大明星们合影时脸上骄傲而满足的微笑，要知道，他们穷困潦倒的老爸的一个小短篇《薪水》如今也能卖出200万美金的天价。据悉，同名影片将由我们熟悉的吴宇森执导。

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同步领略鉴赏这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小说家的历久弥新的佳作，与好莱坞的大导演们一起寻宝，江苏教育出版社引进一套20本迪克小说版权，目前即将推出第一批五本，《少数派报告——迪克短篇小说集》就在其中，一月份即可上市。看一看，或许你的眼光和斯皮尔伯格的不一样。

据说陀斯托耶夫斯基的创作受益于曾经被送上绞刑架的经历。面对末日来临产生的恐惧与挣扎的终极心理体验无疑成为日后他在写作过程中一次次回溯的据点：它提供给他非同寻常的视角，使之对于人生的体验与思考因此悲怆而清醒，并反映到作品中，成为魅力与风格之源。或许是死神的戏弄成就了一位文学巨匠？1959年它也同样使成为小说家之前的安东尼伯吉斯为之虚惊一场。这个英国青年当时在马来亚从事教育工作，医生告诉他他患了不治之症，顶多能活一年。就在这末日阴影笼罩下的一年里，伯吉斯回到英国，完成了包括处女作在内的五部小说，获得稿费不菲，好评如潮。一年之后，医生的诊断被确认为误诊，知道自己健康无恙的伯吉斯已然摇身一变，以成功的小说家的姿态稳踞文坛。

却还有更加出人意料的成功等待在前方。

1961年，幻想小说《发条橙》的出版引起了广泛争议。作品中的暴力渲染和伯吉斯大胆而诙谐的语言实验，烘托出富有哲理意味的主题，赋予作品奇特风格。纽约时报书评如是评论：“伯吉斯的这部小说看似哗众取宠的滥俗之作，实际上却是英语文学中的珍品，是一部哲理小说。”在今天看来，一部小说既能吸引大众，成为畅销书，又能为评论界接纳，归为严肃文学作品，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它的作者也可以说是个幸运的家伙。幸运的伯吉斯在为大众和学界所接纳方面一直很幸运，他有他左右逢源的技巧：不排斥俚语方言成分的语言实验和包容通俗刺激情节的题材拓展使其作品风格介于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既具备了通俗文学的种种魅力，又配合了精英文学所要求的艺术规则和哲理深度。伯吉斯是个在通俗题材上使用精英派创作模式的独辟蹊径者。在这个边缘路径上，他最大的收获就是《发条橙》，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这是一部着眼于社会问题而非科技发展的幻想小说。一个生活在未来某时代的英国社会，酷爱贝多芬的问题少年操着独特的纳查奇语讲述了他从十五岁到十九岁的成长经历。青春期躁动在幻想题材中被夸大到极致，超越人伦之外：小亚力克斯残暴嗜血，吸毒纵欲，无恶不作。小说的第一部细致描述了包括亚力克斯在内的这一群穿着怪异，内心邪恶的小家伙们的种种暴行，让人觉得这是一帮失去人性的孩子。在小说的第二部中，小亚力克斯被捕，在监狱中继续生事，最终被选为政府采用生物技术改造罪犯的试验品。经过洗脑后的亚力克斯对暴力产生了条件反射，哪怕想到暴力也会引起痛苦不堪的生理反应。此时他虽然心中恶念未除，但已无从作恶，被放回到社会上，遇到他从前的受害者和对手，只能任人欺负，觉得生不如死，最后跳楼自杀。在这一部中，亚力克斯的遭遇一直为政客们所操纵利用，卷入政治纷争，引发了一场各方人士关于意志自由的大辩论，许多精辟词句出现其中。支持改造的一方向人们展示着亚力克斯如今是如何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温顺良民；反方则尖锐指出：改造对象屈从于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失去了关于善恶的道德选择权，失去了意志自由，他是一个人，还是像那外表栩栩如生，内里却受发条控制的发条橙一样，只是技术社会制造的一个受机械规律支配，身不由己地行动的发条人？马来亚语中的人是orang，与英语中的orange近似，伯吉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用发条橙来比喻人类缺乏意志自由的生存困境。小说第三部中政治风向一转，自杀未遂的小亚力克斯又被通过生物技术消除了条件反射，恢复了意志自由，回到社会上继续胡作非为。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厌倦了无休止的暴力撕杀，渴望娶妻生子，过平静安逸的生活。渡过了暴风骤雨的青春期，终于成长并平静下来的他回首往昔：醒悟到自己始终是上帝手中的一枚发条橙……至此，伯吉斯意图展现的对立，即主张人享有意志自由，可以自救的贝拉基主义和主张人注定受天主拯救的天主教观点之间的对立，才完全展开，摆在心有所悟的主人公，也摆在读者面前：哪一种是正确的选择？如何选择？作者不置一词，他也在徘徊不定。伯吉斯出身天主教世家，最终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伴随这一转变过程的思考与领悟也伴随着他的创作，小说中探询哲理的取向由此而来。意志自由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成为小说中一唱三叹的主题。

配合主题的技巧同样耐人寻味。首先是语言实验。纳查奇语由俄语和英语拼装而成，夹杂许多方言俚语成分，不失为一种大胆而颇具幽默感的创造。它渲染了未来社会的神秘陌生气氛，同时对书中直接的暴力色情场景描写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作用。威廉姆巴洛斯曾就这一点作出评价：“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作家在语言上所作的努力会比安东尼伯吉斯在此所作的还要多……”接下来是小说的结构。小说共分三部分二十一章，伯吉斯把这个意味着人类成熟的年龄的数字作为他的书的长度标准时当然用意非浅，所以当电影和美国版本的发条橙被删去最后一章时他很有微词。音乐在小说中是个重要元素，这与伯吉斯曾从事音乐创作的经历有关。小说不仅采用了音乐化的结构，而且对于酷爱贝多芬的主人公来说，音乐与他的堕落成长，与他的意志自由的得与失都息息相关，仿佛一个原罪的隐喻，无处不在，呼应着文字的主题。另一个贯穿全书的隐喻是发条橙。小说取名发条橙，书中一个人物也在创作一本叫做《发条橙》的书，通过这本书中之书，主人公和这个隐喻发生联系，并最终领悟其中含义。这种元虚构的形式也是后现代注意评论家们的兴趣所在。

伯吉斯曾和纳博科夫一道被称为是当代最出色的英语小说家。发条橙是伯吉斯流传最广的作品，作为一部颇具争议性的当代文学经典，它的可以圈点之处自然不止于此。1971年，好莱坞大导演库伯里克执导的同名电影以其怪诞风格和暴力渲染轰动一时，被认为是英国题材的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现在又入选电影史百部经典。但在当时影片却因其暴力场景有引发现实生活中的犯罪的可能而遭到禁演。最近，好莱坞为纪念逝去的大师，又将重放这部几度遭禁的名片。译林出版社也同步推出发条橙的中译本。此次译本收入了在美国初版和改编成电影是删去的最后一章，希望读者能由此一窥原书全貌，从对这部关于善恶，关于道德选择权的现代寓言的阅读中有所收获。